宅配MIT

從下級武士躍升為日本萬圓大鈔的肖像人物！

明治時代的大教育家、思想家，也是暢銷書作家！





了解日本如何成為亞洲強國，不可不知的關鍵名字！





他著有日本第一本介紹西方文明的專書《西洋事情》，



首次訪美，帶回日本第一次進口的英英辭典



他是明治時代的大教育家，他認為，只有不斷的學習，個人才能脫離貧賤；只有教育，才能使國家富強！





福澤諭吉出身為下級武士，卻不在意世俗的一切規矩：小時候，他曾踏過寫有神明姓名的木牌，一點都不信世間有菩薩的保佑；與上級武士的玩伴一起遊戲，也不遵守上下級武士應有的階層語言；他十四、五歲才開始讀書，一心想要離開家鄉，破除狹隘的門閥觀念！





到了大阪緒方學堂後，福澤諭吉苦學荷蘭文，即便非常窮困，他仍相當自傲：日本全國只有我們能夠看懂西方日新月異的書籍；我們的智力思想，已經超過王公貴族。

樂天市場



首次到橫濱後，他意識到日本正在逐漸與外國接觸，英語才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語言，他又開始苦學。明治維新前後，福澤諭吉致力於翻譯外文書，堅信唯有向西方國家學習，日本才能富強。





福澤諭吉一生以提倡洋學為己任，首次訪美，帶回日本第一次進口的英英辭典，後並創辦西洋文明的火車頭學校「慶應義塾」，並於1882年創辦《時事新報》，在政治、社會等方面擴大影響力，他是明治時代的大教育家、思想家。本書講述的是一位下級武士如何透過學習，提升自我，進而成為日本萬圓大鈔的肖像人物，也可看見日本如何從鎖國走向追求西洋文明的進步過程；了解福澤諭吉，等於了解日本今日富強的基礎！

作者介紹



福澤諭吉（一八三五~一九０一）





為日本明治時代的教育家及思想家，也是明治時代的啟蒙大師。他出身於豐前中津藩貧窮武士家庭，於大阪緒方洪庵處學荷蘭學，二十三歲就創辦了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學堂。他曾三次隨幕府使節遠渡歐美汲取新知、開拓視野，並與森有禮等人發起「明六社」鼓吹開化思想與自由思想。他除創刊《時事新報》外，其著作《勸學》、《西洋事情》等不僅是明治時代的暢銷書，直至今日仍風靡日本，本書尤其被視為日本國民必讀書單。





《福澤諭吉自傳》



1899年出版。



1934年出版英譯本，英美各報章雜誌皆佳評如潮。



1966年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英譯本。



1971年，慶應義塾大學德國文學會全體教授共同翻譯德文譯本。



譯者介紹



楊永良





1951年生，國立交通大學教授，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博士，曾任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、台灣日本語文學會會長、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。

譯序——福澤諭吉與《福澤諭吉自傳》∕楊永良





童年



遊學長崎



大阪修業

樂天拍賣

緒方學堂的學風



至江戶眼界大樂天拍賣市場開



初遊美國



周遊歐洲列國



攘夷論



再度美國行



明治維新



暗殺疑雲



雜記



維持生計



品性家風自成一格



老年餘生



福澤諭吉年表

譯序





福澤諭吉與《福澤諭吉自傳》



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，日本發行新鈔，將原本舊鈔上的聖德太子等政治人物改為福澤諭吉、新渡戶稻造、夏目漱石三個文化人，代表日本已進入文化大國。其中萬圓大鈔的肖像就是福澤諭吉。至二○○四年十一月再度發行新鈔，木通口一葉（小說家、詩人）與野口英世（細菌學家）分別被選為五千圓與一千圓的肖像，而萬圓大鈔仍是福澤諭吉。





福澤諭吉（一八三四 ~ 一九○一年）是活躍於日本江戶時代後期至明治時代的啟蒙大師，二十三歲就創辦了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學堂。他出生於一個貧窮武士的家庭，從小即嶄露其超群絕倫的才華。他極為不滿封建時代的死滯社會，對西方的新學問則充滿好奇與求知慾。 他年幼時學漢學，青年期改學荷蘭學，在閉關自守的德川幕府體制下，荷蘭學是唯一能接觸歐洲文明的管道。而在當時的亞洲諸國中，相較之下，日本是最能虛心地承認西方文化優點的國家（雖然日本也有激烈的排外份子）。一八六○年幕府派遣使節赴美國時，福澤諭吉要求以僕從的身分隨團赴美。翌年，他又參加幕府的赴歐使節團，遊歷法國、英國、荷蘭、德國、俄國、葡萄牙諸國。 明治維新之後，福澤諭吉數次拒絕官位，始終堅持其在野的立場。然而他的思想影響了明治政府的要人並表現在施政上，另一方面，他的門生也有多人擔任官職，參與政治。他的名著《勸學》（共十七篇，一八七二 ~ 一八七六年出版）及另一本著作《西洋事情》（一八六六年出版）是明治時代的暢銷書，也成為明治初期的教科書。尤其《勸學》一書共發行七十萬部，第一篇若連同海盜版，大約銷售了二十二萬部，換言之，當時的人口每一百六十人當中就有一人讀過此書。《勸學》一書的中心主題，充分表現在書中的首句：「上天造人一律平等，天下沒有人上人，亦沒有人下人。」福澤諭吉在此書中，一再地大力鼓吹自由平等、自主獨立的精神。





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六日，福澤諭吉在《時事新報》發表著名的「脫亞論」，他呼籲日本人，不要眷顧落後的中國與朝鮮，日本應盡速加進歐美先進國的行列。他的「脫亞論」其實就是「脫亞入歐論」，這種想法至今仍存在於某些日本人的思想當中。身為亞洲人，我們除了對此「脫亞論」感到遺憾外，還應該了解產生這種思想的癥結所在。 從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培里（M. C. Perry, 一七九四 ~ 一八五八）挾著船堅砲利向日本叩關以來，經過明治維新，直到太平洋戰爭，日本舉國上下的目標就是想脫離「二流國」而成為世界「一流」大國。這所謂的「世界一流大國」當然不僅是包括文化、科學方面的進步（西化），同時也包括當時「一流國」的擴張主義。如果不了解此隱藏於日本人心靈深處的情結，我們就無法解釋高聲疾呼民主、獨立、平等的福澤諭吉，其晚年竟然會提出「脫亞入歐」論，並且在對外政策上支持明治政府採取強硬的手段。 福澤諭吉雖因「脫亞入歐」論而引起亞洲人的反感，但其實在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，福澤諭吉在中國小學生的心目中仍是日本近代化的偉人。一九一四年日德戰爭結束後，守備長官神尾光臣上將於巡視地方途中，走到一間中國鄉下的小學堂。中國教師為了禮遇日本的高官，特別向神尾說可以讓他向小學生問些問題。神尾上將問：「你們認為中國人誰最偉大？」全班回答：「孫逸仙！」神尾接著問：「那麼日本呢？」大部分的小學生都毫不遲疑地回答：「福澤諭吉！」神尾大吃一驚，他的隨扈也瞠目結舌。因為當時（大正初期）日本人在造神運動下，認為明治天皇、乃木希典、山縣有朋、伊藤博文等人才是日本的風雲人物。





一八九七年（明治三十）秋天，有一個外國人希望福澤諭吉撰述明治維新前後的親身經歷，...